在这个时代，好像怎么思考生活都可以，人家一起面对全新的方式，谁也不能说自己“经验丰富”。对过去，我们不知道有什么真正值得回顾，过去的生活不会重复，每个人心里都清楚得要命。
1998年北京的冬天，有人贴出画着毛主席像的奖状，这张奖状是说话剧《都有一颗红亮的心》即将上演。
这是一个发生在上山下乡的知青们身上的故事，他们插队时的生活是在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二，然后就是回城后的哪一天都有可能的一个晚上，关于重逢。
这几天能发生多少事呢，十几个小伙子年三十清早躺在大炕上不下地，众口一词地对场长说本来没病的二狗一晚上“折腾”的厉害。看着台上的人忙着开会、捣蛋，忙着等分红，忙着过年，台下的观众一个个如见故友，心照不宣。
每个人都有自己视如生命的东西。姚亮一有机会就摆弄他那顶没有红五星的军帽；出身不好的知青们公认的领袖陆高杀死自己形影不离的狗给哥们儿过年；大肚子的女知青江梅有无奈，但没有抱怨，似乎重要的只是终于对自己喜欢的人做过了表白。
姚亮的军帽是姚亮的命根，莫名其妙地不见了，姚亮准备不惜一切代价地找出来，因为这个，黑枣打折了他的腿，然后在发现自己并不那么正确的时候断了自己的大筋，那个故事开始时装病骗病号饭的二狗本来与这些毫无关系，结果由于完全风马牛不相干的另一件事成了误会的焦点，由于姚亮的一脚送了命。这是姚亮的军帽，由于姚亮的态度，它改变了这些人的命运，变成了一个几乎带有生命力的东西。
不是知青时代的今天，那个饭馆的名字叫“军帽”，布置得如同当年知青点，卖一些现代化了的知青菜，尤其是狗肉。由于“军帽”这个名字，姚亮拖着瘸腿与同样一拐一拐的黑枣重逢。这场重逢写尽了人的命运和人自身。江梅的死、二狗的死、场长的死，只是“尽入渔人闲话”，活着的人没有说对错，没有说价值，只是依然活着，并且能够重逢，能够流一次泪。
该改变的都改变了，与江梅一样美丽的明星梅姐与江梅毫无共同之处，陆高的孩子长得与他一样但根本不是他的孩子。狗肉也不是当年的狗肉了，在这种相似与否定之间，在重逢与流逝的时光之中，在死去的人和变老了的人面前，深深的震撼产生了，不是什么道理，也不是什么经验，对生命、对命运有什么经验可谈？都是新的，唯一的和恒久的。
